二十年前，神经肿瘤化疗在中国是一片荒芜的“无人区”——没有专业的医生，没有公认有效的药物，甚至业内普遍认为“神经肿瘤化疗无效”。
二十年后，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肿瘤化疗中心每年为超过5000余例次患者提供生命的希望，其临床研究成果数次站上世界顶级学术会议的讲台。
从“0”到“5000+”，这条路的开拓者，张俊平教授，当初是用一枚硬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的选择。
掷向未知的硬币
2004年，肿瘤学博士张俊平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已与上海一家顶尖三甲医院的肿瘤内科签好协议，前程似锦。然而，一次偶然的网页弹窗，改变了故事的走向——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陈忠平教授正在招聘神经肿瘤化疗的博士后。
“陈教授在加拿大留学6年，他知道国外有专门的神经肿瘤化疗医生，但国内是空白。”张俊平被这个“空白”吸引了，但现实阻力巨大。家人、朋友、同学几乎一致反对：“这么小众的领域，博士后出站了，工作都找不着！”
一边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一边是迷雾重重的未知。她整整纠结了半年，最终，那枚被抛起的硬币，替她做了决定。“我当时29岁，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大不了，两年后再干回肿瘤内科。”
展开剩余88%这枚硬币，把她掷进了一片亟待开垦的荒野。
“现在，我的很多患者都会到我的抖音账号下面留言说‘张主任是无数家庭的希望。’看着这些留言，我觉得我的工作帮助了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的专业选对了！”
“哪里有利于我开展神经肿瘤化疗，我就去哪里”
2006年，经过两年神经肿瘤化疗的系统训练、博士后出站的张俊平没有当初的纠结。“哪里有利于我开展神经肿瘤化疗，我就去哪里。”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对专业的坚守，她选择加入初创仅两年的北京三博脑科医院——这家脑部专科医院。其实不管去哪里，当时她面对的不仅有学科的空白，还有外科医生对化疗根深蒂固的偏见。
入职第一天，院长请她给全院的神经外科主任讲解一下 “什么是神经肿瘤化疗”。一位主任听罢，直言不讳：“神经肿瘤化疗没用的。”
那是真正的“拓荒”。2006年最后三个月，请她进行的化疗患者只有7人。所有事情，从住院医到主任的活儿，她一人扛下，但她没有退缩，而是选择用事实说话。
她紧紧抓住每一次院内病例讨论的机会，将化疗后效果显著的患者案例拿出来分享。“事实胜于雄辩。肿瘤治疗，有效就是有效，没效就是没效，看得见。”
观念的壁垒，在一个个真实的病例面前，开始松动。
就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应该首选化疗还是首选手术的问题上，张俊平曾面对七八位外科主任，据理力争。外科医生认为“肿瘤那么大，必须开刀”，而张俊平则坚持，这类肿瘤对化疗极度敏感，首选应是活检后化疗。
“后来，外科医生们发现，这类淋巴瘤手术部位深、进展快，患者术后伤口还没愈合，肿瘤可能就复发了。他们逐渐认识到，先活检再化疗，才是对患者最好的方案。”
观念的转变，并不仅限于承认化疗“有用”，更在于接受化疗在某些情况下是“更优”的选择。张俊平面临的另一场“硬仗”，是关乎儿童视路胶质瘤的治疗路径。这是一种生长在视觉通路上的肿瘤，手术难以切净且极易损伤视力。过去，若手术无法根治，放疗往往是辅助治疗首选。
然而，张俊平带来了颠覆性的理念：认为这类孩子的术后辅助治疗应首选化疗。
“刚开始很多放疗的同行听到这一理念，都不认可。”
张俊平据理力争：对于这些生存期很长的孩子，虽然放疗近期效果不错，但十年后，高达65%的患儿会出现严重的认知下降、内分泌障碍甚至第二肿瘤等三级以上严重的后遗症。
“这类胶质瘤对化疗敏感，有效率可达80%，如果化疗肿瘤全消就不需要放疗；如果没有全消，过些年肿瘤再长，可以再次化疗，现在还有靶向治疗药物‘加持’，总之，要尽一切可能将放疗推迟到成年以后。”
一点一滴，她不仅用疗效，更通过坚持开展学术交流、患教讲座，扭转了同行及患者对神经肿瘤化疗的认知。面对这些繁重的工作之外的付出，她从不觉得是负担，反而坚定地认为：“神经肿瘤化疗医生比较少，我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发出声音。”
三年耕耘，科室终于步入正轨。2007年，她的团队完成了100例患者的化疗；2009年5月，神经肿瘤化疗科正式独立，实现了从一个人到一个专科的跨越。
带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2011年，张俊平成功申请到美国神经肿瘤协会北美之外全球仅一名的fellowship 名额，赴美国哈佛大学Dana-Farber肿瘤中心学习。一年的成人及儿童神经肿瘤临床化疗系统培训，及全面学习如何开展新药临床试验，让她眼界大开。学成归国后，在她的带领下，科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5年出院患者超过700例，学科初具规模；至2021年，北京本部年诊疗量已达4000余例次，标志着学科的成熟壮大。
张俊平主任与导师Patrick Y.Wen合影
2023年1月，她在河南三博脑科医院开设神经肿瘤化疗病区，将成熟的诊疗模式成功复制，如今河南三博每年可接诊600余例患者。从北京到河南，从7例到超5000例，这条神经肿瘤化疗之路，越走越宽。
“为患者找药的人”
如果说建立信任是第一步，那么为患者找到有效的药物，才是真正延长了他们的生命线。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习，让她看到了差距。
她回忆，当时国内一支贝伐珠单抗要5300元，患者一年要花约80万，但在美国，贝伐珠单抗治疗胶质母细胞瘤有适应证，医保可报销，医生们用这个药毫无负担。
“但给我更大触动的是，美国有非常多的新药临床试验和成熟的新药研发体系。”晚期神经肿瘤患者有大量机会接触前沿疗法，而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
被授予美国神经肿瘤协会Fellowship Award Winner
“我回国之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国内脑肿瘤的临床试验发展起来。”
没有上市新药，她就“老药新用”，探索其他瘤种已上市药物在脑肿瘤领域的潜力。她发起了多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研究）。
脑胶质母细胞瘤的特点之一是微血管异常增生，她选用胃癌领域刚上市的小分子抗肿瘤血管生成靶向药阿帕替尼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前期的小鼠实验看到，两药有协同作用，且阿帕替尼可以克服替莫唑胺的耐药。
这项研究终获成功，在2018年登上了世界顶尖舞台——美国神经肿瘤年会，成为大会口头报告。此后，张俊平带领团队前后开展了十余项IIT研究，针对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脑膜瘤的新药临床研究相继获得国际认可，分别在2024年及2025年美国神经肿瘤年会进行会议口头报告。
这些研究，不是为了发表论文，而是为了给走投无路的患者，凿开一扇生门。
一位辽宁葫芦岛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患者，在传统治疗方案失败、陷入绝境后，加入了她的新药临床试验。如今，五年半过去，肿瘤完全消失，再也没有复发。“他从发病到现在，已经活了十年。”张俊平的语气里，满是欣慰。
“等药物上市太慢了，患者不能等”
随着研究深入，张俊平意识到，等待药物上市后再研究，太慢了。“我们必须推动没上市的新药，在脑肿瘤领域同步开展临床试验。”
2023年，在开展IIT研究十年后，她选择开展新药临床研究，而这是一条更难的路。脑肿瘤是“小瘤种”，药企往往因市场容量考量，不愿投入。张俊平却偏要“主动出击”。
她搜寻国内外研发动态，锁定那些针对脑肿瘤关键靶点的在研药物——如针对IDH突变型高级别胶质瘤的IDH抑制剂，以及治疗儿童低级别胶质瘤的BRAF抑制剂等。有些药物的研发单位是初创公司，有一次，她为了联系一家公司的创始人，甚至通过一篇媒体报道找到了撰写文章的记者，请记者帮忙牵线。
张俊平主任荣获“第八届北京优秀医师”
“我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专做脑肿瘤化疗的团队，每年诊疗来自全国31个省区包括成人及儿童在内的超过5000例次各类脑肿瘤患者，非常需要你们的药。”她的专业背景与临床需求打动了对方。几次沟通后，一些公司真的带着团队来到医院，探讨合作可能。
经过数年推动，2025年终于迎来实质性突破。IDH1突变抑制剂治疗3级和4级星形细胞瘤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三博神经肿瘤化疗科启动，该研究美国、澳洲、中国同步开展，张俊平团队入组了中国该研究的首例患者！另一项MEK抑制剂治疗儿童低级别胶质瘤的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启动3个月即完成9例患者入组。溶瘤病毒治疗复发进展胶质母细胞瘤的Ⅰ/Ⅱ期注册临床试验也即将启动。CAR-T细胞治疗胶质母细胞瘤及弥漫中线胶质瘤的临床研究在积极筹备中。
初心未改 未来可期
回顾二十年，张俊平见证了中国神经肿瘤化疗从“无人问津”到“初具规模”，再到如今每年救治数千患者。
“最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她说，“中国在脑肿瘤临床研究上有患者数量的优势，如果好好努力，完全有可能从‘跟跑’实现‘并跑’，甚至在像CAR-T细胞治疗这样的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如今，她的科室已有11位医生，在北京和河南两地开展诊疗。她培养了8位硕士，带教了7位进修医生，他们将神经肿瘤化疗的火种带到了西安、河北等地。
回望当年那枚硬币，她笑着说：“我很偶然地进入了这个领域，但留下，是因为患者需要。你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到这些家庭，这就是价值。”
从7到5000，不是冰冷的数字跳跃，而是她用自己的二十年，为一个又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生命，亲手凿出的光。
来源：医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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